从转口贸易到“超级联系人”：经济角色大变化
“只要能把握住 一带一 和 粤港澳大湾区 机遇，的经济可以再上一个台阶。”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李秀恒指着办公桌案头的一叠材料，对未来满怀信心。
李秀恒属于最早一批响应国家政策，到内地投资设厂的企业家。日前，他在位于中环的厂商会大楼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每一个经济发展新阶段都与内地的发展息息相关。
一般认为，自１８４１年开埠至今，共经历了三次大的产业转型。第一次转型从１９世纪５０年代初开始，这使得从一个渔村逐渐发展成为重要的贸易城市，也由渔农经济转为以转口贸易为主的经济。
第二次是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到７０年代末期，由以转口贸易为主的港转变成为以产品出口为主的港，从而走上工业化道。
第三次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开始，主要是中国内地实行后，在生产成本不断上升的压力下，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大规模北移，从制造业主导型转向服务业主导型经济体系。
几十年来，特别是以来，的经济角色总是与内地的发展进程共振，而经济角色的变化也导致经济格局的大变化。
作为的亲历者，在有着“钟表大王”美誉的李秀恒对于当时工厂内迁仍然印象深刻。他清楚地记得，位于深圳坪山的工厂１９８４年开始动工建设，当时工厂是建在耕地上，没有大可以直达工地，所有设备都要放在手推车上，经过田，一部部地运进去。
李秀恒说，将低增值和劳动密集的工序北移后，得以专注于发展高增值和需要精确专业知识的产品生产与服务。“作为公司总部，主要负责管理，比如会计、资金管理等，是整个企业链里的高增值部分。”
数据显示，回归２０年来，经济实现了向服务型经济转型。１９９７年，服务业在本地生产总值所占的比率为８５％，而到了２０１６年，这一比率已提高至９２．６％。
“回归以来，成为全球服务业主导程度最高的经济体，这是它与内地特别是珠三角地区深度整合，进行 前店后厂 分工合作从而达致双赢的结果。”中银经济及政策研究主管谢国樑表示，如果没有这么密切的合作，的服务业不会这么发达。
“不过，这种 前店后厂 的模式已经走到尽头。”谢国樑说，过去二十年，的金融服务市场主要局限在内地，但经过二十年发展，内地服务能力有了长足的提升，能够自行满足内地企业的需要。未来，内地企业对于金融服务的离岸需求会下降。
“好在国家又提出了 一带一 、 粤港澳大湾区 建设，这为与广东的合作提供了新的动力基础。”谢国樑说，有了这个基础，相信今后将继续发挥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专业服务中心的优势，与广东展开合作。“的国际金融中心、专业服务中心可以得到强化，进而支持珠三角高新制造业发展，反过来为经济发展提供动力。”
应如何抓住新的机遇？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在２０１７年施政报告中表示，本着“国家所需、所长”原则，机遇无限。未来经济发展的定位，就是做“超级联系人”，在“一国两制”安排下，发挥好“一国”和“两制”的双重优势，做好国内和国外的“超级联系人”工作。
梁振英表示，“超级联系人”的作用不单只限于金融，还可以延伸至贸易、航运、物流、专业服务，以至科技、文化、教育、ＩＴ、设计等领域，为的经济发展带来新的机遇。
素来对市场嗅觉灵敏的商界已经开始行动了。去年４月，包括中华厂商会在内的多个主要工商组织外访频频，而目的地不约而同都选择在了吉尔吉斯斯坦、伊朗等“一带一”沿线国家。
李秀恒表示，“不但是中经济、文化和人才汇聚之地，的企业家更是把企业发展至包括 一带一 沿线的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善用这个优势，对于助推国家经济发展、扩大对外文化交流，有事半功倍的作用。”
中华总商会今年初也组团赴“一带一”沿线国家如埃及等国考察，会长蔡冠深表示，在“一带一”建设中，除了发挥金融和专业服务的“超级联系人”功能之外，亦担当投资者和营运者的角色。
“我们绝对有资金、有能力去投资，我们也有能力去运营。”蔡冠深说，以地铁为例，地铁技术举世闻名，“不仅、深圳和我们有合作，英国和也引进的技术。”他表示，就是与国家一起“走出去”的最佳合作伙伴。
与内地新一轮合作发展也已经开始。自４月中旬跟随行政长官梁振英到广东考察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后，李秀恒最近一直忙于向推广大湾区，为此，他自己还特别准备了厚厚的资料。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将会为的企业带来一个崭新的局面，高铁联网、港珠澳大桥开通后，格局会有很大改变。”李秀恒表示，以往港企主要集中在粤东、粤北发展，而大型跨境基建的联通，将为港商拓展更大的商务和生活空间。两地的合作也将达到一个新水平，这将有助于发挥“超级联系人”角色，助推经济结构进一步优化。
据悉，为了让保持营商竞争力，总商会已提交政策书予候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当中就涉及配合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长远规划。总商会吴天海说，全球不少国家均对最近在举行的“一带一”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以及大湾区机遇深表兴趣，“ 一带一 及 大湾区 这两列快车将全速前进”，必须抓紧这些项目所带来的商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