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me:2016-09-23 12:18

国有经济:历程与发展思之辩(2)

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周新成认为,只有公有制为主体,才能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私有化会使社会性质演变为资本主义;只有公有制才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私有化是生产力发展需要的。 对国有经济的重要作用,中国人民大

  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周新成认为,只有公有制为主体,才能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私有化会使社会性质演变为资本主义;只有公有制才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私有化是生产力发展需要的。

  对国有经济的重要作用,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卫兴华归结为七个方面:1.国有经济与其他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社会主义经济内在的必要的构成,是实现社会主义本质即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和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的制度安排;2.国有经济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它社会主义国家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经济社会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3.国有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家进行宏观调控、克服市场经济缺点和市场失灵的物质手段;4.是我国经济自主和,应对国内外突发事件如国际金融与经济危机、国外、国内严重自然灾害的物质手段;5.是实现重大科技创新、科技兴国、实现国家现代化、应对国际竞争的坚强力量;6.是增强我国经济实力、国防实力,增强民族凝聚力的重要力量;7.以国有经济为核心的公有制经济,是执政的经济基础。

  大学胡鞍钢、魏星、高宇宁在《中国国有企业竞争力评价》中,通过对国有企业进行定量评价,指出国有企业与欧美日企业的差距进一步缩小,并且已经成为我国实行“走出去”战略的主力军,而且国有企业在对社会和谐和稳定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社会科学院程恩富、鄢杰在《评析“国有经济低效论”和“国有企业垄断论”》中提出,发展国有企业是巩固和加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径,是中央一贯的方针政策,是我国应对国际经济危机和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客观条件,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有经济的比重不能以国家的国有经济的比重为依据来调整。国有经济的整体高效已得到历史的检验,重视经济效率或绩效不能限于局部效率和经济效益,还应看到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等等,对国有经济的局部低效和阶段性亏损应作具体分析:提供公品、协调区域平衡发展、保持社会稳定、历史原因以及经营过程中政策性亏损等都可能形成国企低效率和亏损。

  国有经济的效率

  学术界在关于国有经济的效率问题上,存在认识上的诸多分歧。一些学者认为国有经济存在效率问题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其一,国有企业效率低下。山东财经大学张红凤、张肇中通过运用DEA-Malmquist指数法测算和分解了我国30个工业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在《所有权结构对工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的论文中提出:所有权结构对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的影响作用为负。以国有企业为主的所有制结构降低了行业效率。因此,降低国有企业比重,放松进入规则是提高行业效率的必然选择。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朱克朋、刘小玄在《国有企业效率与退出选择基于部分竞争性行业的经验研究》论文中认为,国有企业的退出是基于效率的目的,低效率的国企退出有利于整体效率的改进。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冯兴元认为,国企的核心不应是改变国有企业上缴利润的比例,而是如何让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行业,退出营利性行业。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认为,对国有经济进行的必要性主要缘于两方面:1.不国有经济,中国经济的整体效率难以得到提升。2.双重体制并存造成了很大的寻租空问,使蔓延的趋势难以扼制。因此,循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线,推进国有经济的市场化,包括实现国有企业从竞争性行业退出;除少数需要国家垄断经营的企业外,都要实现股权多元化,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对绝大部分国有独资或国有控股的大企业集团实行股份制,使它们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有效治理的现代公司;打破行政垄断,竞争秩序,完善市场和实现执法,建设现代市场体系。

  不过,相对于质疑国有经济效率的学者,安徽工业大学商学院执行院长洪功翔梳理了国有企业低效率论、非效率论、高效率论三种研究的方法与观点,他认为导致效率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国有企业的效率是动态变化的,研究者使用的时间段数据不同,便得出不同的结论。进人新世纪以来,我国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益明显提高,国有资产和企业利润实现了较快增长。他根据统计数字,证明国企户数减少但资产总额、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平均工资都较快增长。他认为,众多学者关于国企并非低效率的研究是可信的。无论国企“低效率论”“增长拖累论”“挤压民营经济发展空间论”,还是国有企业利润“垄断来源论”“利益输送论”,以及否定国有企业具有“宏观效率”论都是经不起推敲的。

  武汉大学王今朝、龙斧剖析了国有经济效率“低下论”的形成并产生影响的原因与根源,又运用交叉科学和整体主义方证“伪私有化等于高效率”的逻辑方法,他们的结论是:私有化本身与效率效益之间从来没有简单单一关系。

  其二,国有企业的垄断。许多学者认为,国有企业的利润主要来源于垄断经营形成的控制力,并且国有企业获取的垄断利润是造成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工资差距扩大的关键因素。

  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周耀东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余晖在合著的《国有垄断边界、控制力和绩效关系研究》中认为,自2003年第二产业的国有企业产业布局调整以来,国有企业的盈利情况主要与其控制力有关,即行业的垄断程度。国企的控制力来源于行业的垄断程度,行业垄断程度越高,国企控制力越强,国企的盈利能力也就越强。因此,国有企业的高利润主要来自于垄断性的国有控制部门,而不是综合要素生产率。

  南京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邓伟、叶林祥在《上游产业垄断与国有企业的高工资来自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中认为,正是国有企业的垄断利润造成了1999年以来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工资差距的扩大。因为国有企业多处在垄断性较强的上游产业,工资除了受边际报酬影响之外,还受垄断利润的影响;而非国有企业多处在竞争性较强的下游产业,工资主要由边际报酬决定,因此国有企业的工资比非国有企业高,并且随着非国有企业的比重的增大,两者工资的差距进一步拉大。

  吴敬琏认为,当前中国的差距过大是由于部门过大以及部分企业的行业垄断造成的,只有通过推进市场化,打破企业的行业垄断才能缩小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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