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不乐观的中国经济“新常态

　　近两年，中国经济似乎正经历着中国之后最坏的日子。去年习提出中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决策者对于“新常态”的解释是，相比于过去三十年里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新常态”是经济发展趋于成熟的表现：不再追求高速增长，推动产业转型和优化， 扩大市场的角色等。

　　近期，在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上，专家学者和相关从业者们纷纷就“新常态”阐述自己的看法。在看来，经济经济“新常态”并没有像的解释那样充满希望，中国面对的更多的是风险和挑战。

　　人民大学教授刘元春在为大会做的报告中指出，今年中国经济的趋势是“低迷与繁荣、萧条与泡沫并存”。比起以生物制药和互联网为代表的第三产业繁荣以及股市楼市的再次升温所带来的泡沫，人们的关注点更多聚集在低迷和萧条上。低迷和萧条的主要表现为重要指标的下降。国民最为熟知的也是衡量经济的基本指标P增速不但全国只有7%，不少省份的P增速都徘徊在2%和3%，山西等省份甚至为负。其他重要指数如投资增速，总需求，工业利润，和克强指数（即耗电量、铁货运量和贷款发放量）也不乐观。这些不尽如人意的数字背后是由人口红利减少，产业结构不合理且产能过剩，地方财政困难，宏观政策失控等一系列难题交织而成的问题网。

　　在解读“新常态”以及“新常态”下的风险时，刘元春认为，对“新常态”的认识“严重不足，下的结论太早了”。他分析说，过去中央提出的“新常态” 是“P增速在下滑，但是CPI保持稳定，新增就业还不断持续增长”；而中国今年正在经历的是“P、P平减指数（注：P平减指数反映了物价水平）在加速下滑”。其次，刘元春指出，决策层过多的“将经济下滑的因素归结到人口红利、红利、工业化红利、全球化红利等中长期因素之上”，忽略了“持续的短期需求不足将自动创造中长期供给的下滑”这一因素。对问题的不充分认识导致了“08年（金融危机后实行的）警示过度的能动主义和现在过度的无为主义都是有问题的”。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与会专家都认同现行的财政及货币政策不够积极，但是不同于两位有背景的专家，刘元春认为应该抛弃旧有的政策刺激的，思考现下复杂的经济情况，确立明确的目标后再对症下药。

　　对于刘元春的解读，同为学者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高培勇表示认同，并着重就应对政策提供了思和解释。高培勇说，当前“是趋势性力量和周期性力量两个力量交互的时候，是结构性因素和周期性因素同时发挥作用的时候。以往我们说宏观经济政策就是反周期的，东风来了刮西风，西风来了刮东风，是一种对冲的力量”，但是现在，“调结构是目标，保就业是目标，防风险是目标，多元的经济政策目标一定要同时兼顾”。因此，在“新常态”下，“宏观调控方式的调整和变化必须考虑到新的因素，不能说拿过去的眼光去要求现在的宏观经济政策”。秉承这个思，高培勇亦不赞成实行积极的货币政策或是财政政策。

　　如果高培勇的是现实可行的，就应该依照形势创新，在“新常态”的参照系中找出政策的平衡点和落脚点。

　　继续高培勇有关“新常态”下经济对策的讨论，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姚景源的关注点则在结构性带来的阵痛上。他认为，的政策要把握的度，找到一个兼顾解决问题和缓解阵痛的落脚点。此前，刘元春就提到过，“我们低估了结构性带来了短期冲击”。在认同刘元春的同时，姚景源说，结构性好比拔牙，如果打麻药能够缓解拔牙时的痛感，“结构调整阵痛期，我们能不能也打点麻药减少阵痛”？

　　在当下讨论的阵痛问题，的确就像是讨论拔牙。但如果说的阵痛就意味着企业和人民为代价，那么这样的会不会造成一种本末倒置？因为在大多数人的眼中，的最终目的就是于大众。正如姚景源所说，如果在时能够完善社会保障和再就业，也许就能减少结构性给市场，企业和人民的痛苦，也有助于减少阻力。

　　显然，在这些经济学者的眼中，“新常态”的新不仅仅在于它与往常的经济状态不同，也在于它是一个复杂的没有范本参考的情况。如果想要开出有效的政策处方，还需从准确把握“新常态”开始。

　　让人们失望的是，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并没有概念上那么简单，经济学家们也并不乐观，“现行的歹势还会继续走低，直到2016年触底后才可能好转。”但是，最坏的日子有时候也会孕育出好的变化。眼下低迷的形势是否也能成为倒逼政策改变的好契机？如果学者眼中的问题能够为的重点，提出的能够被采纳落实，应该也会被算作是“新常态”下的好的变化之一。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来源：FT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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