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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0年3月22日，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的大堂内聚集着众多穿着肃穆的人员。更特别的是，屋内屋外还有众多穿着军装的解放军战士，面色沉重，齐刷刷地望着那张彩色的遗照，上面写着“李贞”。

　　能引起如此大场面的悼念仪式，可见其身份的特殊性。而她也不止是中国第一位开国女将军，更是革命时期妇女解放运动与女性革命事业的开拓者。

　　因为除了那四枚象征荣誉的勋章外，只剩下几件破旧不堪的家具、价值不足两万的人民币与国债券，以及旧时受封的两根小金条。

　　然而，李贞并没有将为数不多的遗产留给自己的家人，而是打算缴纳足够的党费后，全部捐给慈善事业，让那些有需要的妇女儿童能得到资助。

　　她堂堂开国元勋，做出丰功伟绩的革命先辈，为何只有少得可怜的遗产？在那个男子都无法自保的乱世年代，她是如何鼓足勇气，开启自己的奋斗一生呢？过程中又有哪些不足为人道的心酸往事呢？

　　1926年，湖南一处山村中，有位60多岁的老妇正在河边洗衣，突然看到远处走来一名啼哭不已的女人。她正纳闷这是谁家的人时，只听得“扑通”一声，那名女人一头扎进河水中。

　　老妇顾不得手中的活计，连忙朝女人奔去。好在河水尚浅，挣扎一会儿后，双方都艰难地爬上岸，但那名女人像是打定了自杀的念头，再次向河里走去，老妇见状连忙拉住。

　　女人盯着老妇人，控制不住地哭出来，哽咽地说：“我是附近村子古家的儿媳，实在是没有活路，才想着一死百了。”

　　原来这个女人是李贞，她在1907年出生后，就已经被贫苦家境注定了悲惨命运6岁时，父母就开始物色需要“童养媳”的人家，最终定下家境尚可的古家。

　　很快，父母收到古家送来的三五担粮食后，就把李贞送了过去。她没有像样的名字，只有“旦娃子”，而不被重视的人生也因此拉开序幕。

　　虽然顶着“童养媳”的名号，但年幼的李贞却要独自完成婆家所有的苦活儿累活儿，甚至不被婆家人当成人看，非打即骂，生活苦不堪言。

　　李贞默默忍受着虐待，等年龄稍大些后，离家外出打工。虽然过着吃了上顿没有下顿的生活，但她却为难得的自由而感到万分欣喜。

　　然而，这简单、正常的生活并未持续太长时间，娘家父母与古家一同找到李贞。他们极其愤怒地指责道：“你已经是别人家的儿媳，怎么能出来抛头露面呢？跟我们回去，把婚事办了，早日绵延后代。”

　　李贞见父母与凶狠的公婆站在同一阵营，她想反抗，但应声而来的谩骂和棍棒让她屈服，不得不回到如同魔窟般的婆家，在强权下与古家儿子成亲。

　　然而，“强扭的瓜不甜”，更何况李贞的身心都遭受着双重折磨。她每一次反抗，都会遭到公婆与丈夫的毒打，甚至连生病没来得及做饭，都会被他们数落与刁难。

　　那位六十多的老妇听完李贞的痛苦描述后，重重地叹了口儿气，说：“我和你一样，已经熬过了几十年，习惯了就好，指不定哪天就迎来改变的时代，女人也能像男人一般建功立业。”

　　李贞似懂非懂地点头，暂时放弃了自杀的想法。而且，她还在与老妇的交谈中，得知有人在附近的村子中成立“妇女解放协会”，争取女性的合理权利。

　　如果自杀是李贞痛苦中不得已而选择的下策，那与老妇相识即是“置死地而后生”，至于“妇女解放协会”则是她崭新人生的开始。

　　当时，农民运动与妇女运动在湖南省各个地方相继开展，但是，这俨然破坏了地主与恶霸的利益，自然遭到阻拦与压迫。而古家有权有势，也自然不允许旁人肆意破坏祖辈流传下来的规矩，对李贞更是严加看管。

　　不过，李贞想逃离深渊的决心已定，自然不会更改。她假意迎合，趁古家人不注意，朝着已经号召妇女解放的红色根据地奔去。

　　这是李贞第二次反抗，但是，她已经不是孤单一人，背后有强大的中国共产党做靠山，也让她真正地找到属于自己的道路。

　　因为身为女性，遭遇过不公平的待遇，让李贞对旧社会底层女性的痛苦更加感同身受。所以，在组织分配的任务中，她表现出超强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一丝不苟地完成。

　　1927年，李贞凭借优异的表现，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在入党申请书中，她给自己起名为“李贞”，寓意忠贞不渝。

　　然而，蒋介石在不久后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湖南当地的革命人士也因为“马日事变”而不得不转入地下。

　　当时，李贞担任游击队士兵委员长，带领同志们在武器简陋与革命形势严峻的紧张状况下，与敌人周旋作战。而一次漂亮的奇袭作战，让她打响了自己的名号。

　　1928年，湖南浏阳驻扎着国民党反动派的团防局，不仅搜刮民脂民膏，还强抢民女，严重破坏当地老百姓的安宁生活。更严重的是，我党人士张启龙不幸被逮捕。

　　李贞接过组织制定的营救计划，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她在团防局附近暗暗地观察几天后，决定假扮新娘，制造混乱，营救张启龙，一举歼灭团防局的敌人。

　　任务当天，李贞被伪装成轿夫的同志们抬着走在路上，路过团防局的大门时，守卫们也心切地四处张望，放松了警惕。

　　李贞抓住时机，向自己的同志传递信号。只听着一声枪响以后，四面八方涌的游击队战士冲入团防局中。激烈的枪声过后，红色的旗帜飘荡在团防局的上空，而狱中的张启龙也被顺利护送到安全地方。

　　很快，团防局被攻打的消息传到湖南省反动国民党军官许克祥的耳朵里。他气急败坏，下令：“无论付出什么代价，抓到李贞。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对于国民党反动派贴出的悬赏告示，李贞丝毫没有畏惧，反而还有些许的庆幸。因为婆家畏畏缩缩地担心她会影响自家安危，毅然决然地写了休书，她就此恢复自由。

　　当时，张启龙病好之后，留在李贞的游击队中协助作战。他们搭档默契，完成诸多革命任务，在张启龙的妻女被反动人士残忍杀害后，更是日久生情，很快走到一起。

　　然而，好景不长，张启龙在组织内犯了错误，不得不离开，与李贞也斩断联系，从此成为陌路人。她虽然感情上失败，但在革命道路上却更进一步。

　　那时，李贞坚守着革命理念，为了完成任务，不停地变化各种身份与角色，在与敌人斗智斗勇的路上始终冲在第一线，甚至连很多男同志都自愧不如，称赞她勇猛无比。

　　1935年，28岁的李贞为革命做出巨大贡献，但个人问题却迟迟得不到解决。贺龙见状，直接将甘泗淇介绍给她，说：“你们都是干起革命后顾不得自己，正好能配成一对，在革命事业上互相进步。”

　　然而，李贞与甘泗淇结婚后不久，红军队伍因为“反围剿”斗争失败，不得不踏上万里长征的道路，而她也因此失去了做生身母亲的资格。

　　当时，李贞怀有身孕，但长征路上物资贫瘠，缺衣少食。她时常昏迷，随行队医严肃地对甘泗淇说：“孕妇必须补充营养，否则两人都会有生命危险。”

　　甘泗淇无奈之下，只好将自己的钢笔典卖，买来一些草药和营养品。但是，在李贞的身体好不容易好转后，国民党发动派在过草地时突袭，导致她惊厥难产，早产儿因营养不了，离开人士。

　　这道晴天霹雳让李贞时隔多年，再次泪流满面。她辗转难眠后，对丈夫甘泗淇说：“我做不了母亲，但我不能耽误你做父亲。你写封休书给我，我们离婚吧！”

　　然而，令李贞想不到的是，甘泗淇竟然毫不犹豫地拒绝，甚至还反过来安慰她：“我们经历过生死，称得上患难夫妻，但没有‘大难临头各自飞’的道路，我不会抛下你的。”

　　这句承诺，让李贞坚定了活下去的想法。她与甘泗淇一同转战陕北，随贺龙一同奔赴山西前线。解放战争时，夫妻二人更是不离不弃，始终奋战在战争前线。

　　新中国成立后，李贞与甘泗淇为抗美援朝战争做出很大贡献。两人在1955年的授衔仪式上，分别被授予少将和上将军衔，是少有的“将军夫妻”，连周总理都忍不住称他们为“夫妻将星”。

　　尤其是李贞，被称为“中国第一位女将军”，还被毛主席亲自授予“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不过，她并未因为战争的结束，停止对国家和人民的贡献。

　　因为无法生育，李贞始终觉得愧对丈夫甘泗淇。于是，她决定领养福利院的孤儿，相继有20多名，其中有部分烈士遗孤，都在他们的细心照顾下茁壮成长。

　　然而，正当李贞打算与丈夫共同享受天伦之乐时，甘泗淇却在1964年因病离世。她在悲痛的同时，也意识到自己应该趁着生命之火尚未熄灭，多为国家发展做贡献。

　　李贞一边致力于国防建设，添柴加火；一边为保证女性与儿童的全部做努力，还时常拿出自己的退休金，用作慈善事业。而她自己的家中只留下残破的墙壁，旧藤椅与行军箱，却依旧毫不在意。

　　对于李贞而言，钱财属实为“身外之物”，而生命何时终结也并不会引起恐慌。她甚至在临终前还开玩笑地说：“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早来晚来，都躲不掉呀！”

　　1985年，李贞由于重病缠身，不得不辞掉总政治部顾问等职务。在她与命运抗争的时光中，曾经收养的儿女们争相过来看望照顾，让她终于感受到儿孙环绕膝下的幸福。

　　1990年3月11日，李贞安然地闭上双眼，结束了不到84岁的生命。作为为革命做出巨大贡献的开国元勋，她也享受到国家规格葬礼待遇，也算是不负革命的本心。

　　李贞的前半生，挣扎妥协，与旧社会作斗争。后半生则已经秉持着入党的初心，燃烧自己，只为照亮新中国的繁荣之路，她的名字值得所有人铭记，不屈不挠的精神也会在一代又一代人的传承下，为祖国发展迸发出更强劲的力量。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