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最不能绕开的一个人就是毛泽东。毛泽东作为新中国的主要缔造者，他的故事数不胜数，最具传奇的就是发生在特殊日子9月9日的故事。

　　1927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遭受最大挫折和打击的一年，国民党先后发动了4.12政变和7.15事变，在国民党政府和军队进行“清党行动，对共产党进行了大规模的血腥屠杀，中国革命第一次遭到重大失败。

　　在中国革命面临重大考验的时候，1927年8月1日，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等人领导部分国民革命军在江西省南昌市率先举行武装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揭开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序幕。

　　在南昌起义爆发后不久，1927年9月9日，毛泽东在湖南东部和江西西部领导农民组成工农革命军（即红军）举行武装起义，这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自己组建的工农革命军进行的第一次武装斗争，第一次公开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号。

　　在毛泽东赶往衡阳争取旷工加入他的部队途中，他被地主武装清乡团抓住，并被押往一个地方实行枪决。

　　押解的部队追过来，并招募了农民在草丛里搜索。毛泽东怀着一线希望静静地蜷缩着。有一两次，搜索的人几乎伸出手就要摸着他了，他也五六次都不抱希望了，幸运的是，黄昏的到来救了他，搜索的士兵要吃饭竟停止了搜寻。

　　浑身是伤又困又累的毛泽东在一个陌生的地方碰到了一个农民，在这个农民的掩护和帮助下，解决了吃饭问题，并买到了他最需要的两样东西：鞋子和雨伞。

　　这次被捕是毛泽东一生中唯一一次被捕。这次失败和遭遇，也使毛泽东彻底放弃了攻打大城市的念头，决心到湖南与江西交界的无人地带井冈山去创立革命根据地。

　　1927年9月9日的秋收起义毛泽东死里逃生，这个日子成为了毛泽东个人生命的转折点，也成为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秋收起义是失败了，但毛泽东通过生死考验，从失败的教训里找到了另一条新的革命道路，这就是用革命的武装推翻反革命的武装，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杆”，初步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

　　1927年9月9日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经过生死考验后，他毅然决然带领剩余的千余人部队上了湘赣边界的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从此中国工农红军有了自己的立足之地。

　　在毛泽东和朱德等人的正确领导下，革命根据地迅速发展壮大，由此也遭到了国民党军队的疯狂围剿。在毛泽东的正确指挥下，前四次反围剿均取得了胜利。

　　第五次反围剿毛泽东被剥夺了指挥权，由于教条主义的博古和国际代表李德的错误指挥，第五次反围剿惨遭失败。

　　在这种情况下，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从江西瑞金开始了两万五千里长征。

　　经过湘江战役、强渡乌江，到达贵州遵义，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8.6万人，由于王明错误路线的指挥，人员锐减到不足3万。

　　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在极端危险的时刻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之后，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取得了节节胜利，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爬雪山，在雪山脚下的懋功地区与张国焘领导的另一支长征的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1935年6月25日，毛泽东、朱德、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冒着即将倾盆而下的大雨从两河口镇出发，步行3华里来到抚边村的道路旁，迎接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张国焘的到来。

　　几千人静坐在草地上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一起冒着瓢泼大雨静候着张国焘带领的红四方面军的到来，张国焘快马奔来，与大雨中的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一一紧密拥抱。

　　两大主力红军终于经过千难万险胜利会师。但就是在这次会师大会上张国焘发出了与中央不一样的声音。

　　毛泽东主张北上抗日建立川陕甘根据地，而张国焘主张南下创建川康新局面。北上与南下之争开始形成。

　　期间，当张国焘了解到中央红军只有两万余人的底细，实力远不及四方面军八万多人时，思想上便重新有了想法，要千方百计夺取中央领导权。

　　7月18日，中央军委任命朱德为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为总政治委员，规定：“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一切军队均有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帅指挥。”

　　会师后的红军分为左路军和右路军，右路军由徐向前、陈昌浩率领，与中央领导先行北上，左路军由朱德、张国涛、刘伯承等率领，紧随其后。

　　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共同约徐向前、陈昌浩开会，明确指出目前红军处在最严重的关头，左路军如果南行，将面临千余里雪山、老林、隘路和敌人封锁，且所经地区人口粮本稀少，又多少数民族，经济条件绝不能供养大军，北面又被敌封锁，无战争退路。而北上经甘南富庶之区，补充有望。在地形上、经济上、居民上、战略退路上，均有胜利前途。总之，去青宁新，远胜西康地区。

　　尽管中央苦口婆心，想方设法阻止右路军南下，但在张国焘的命令下，陈昌浩也不得不动员部队准备南下。

　　1935年9月9日，陈昌浩正在发表动员四方军高级将领南下讲话。就在这时担任前总参谋长的叶剑英获取了张国焘的一封密电，要求陈率军南下，语气十分强硬。

　　叶剑英觉得这是大事情，见陈正在讲话兴头上，就立马带上电报飞跑到三华里外的毛泽东处，让毛泽东看了密电，毛泽东让叶剑英迅速返回，然后立即与彭德怀等商量对策。

　　为了做最后的努力，9月9日黄昏，毛泽东又专门跑数里去见陈昌浩，最后一次争取陈执行中央北上的方针，但陈昌浩说，中央既然不能说服张国焘北上，他们不能眼看着左、右路军分裂，他们决定右路军南下与左路军会合。

　　毛泽东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最后一线希望也破灭了。最后决定，为了避免中央被迫南下，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会议认为，中央处境危险，继续说服和等待张国焘率左路军北上已经没有可能，而且会招致不堪设想的严重后果。最后一致决定采取果断措施，率1、3军和军委纵队、红军大学等连夜北上。一切工作都秘密紧张进行。

　　毛泽东在会上起草了《中共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连夜印发。张闻天临出发之前，代表中央致电张国焘，要北上，不要南下。

　　就这样，经过万里长征考验的一方面军各部悄然北上，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了班佐、巴西等驻地，与第四方面军脱离了接触。

　　当红四方面军第二天早上发现中央和一方面军北上，有人想要阻拦追杀时，徐向前拍着床板大声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不能打，无论如何不能打！”陈昌浩也完全同意了徐向前的意见。从而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

　　在这一事变中，叶剑英不仅给中央毛泽东及时报了信，还成功摆脱了追杀，把最紧要的军用密码和唯一的一幅十万分之一的甘肃地图也一并带了出来。

　　张国焘长征途中分裂红军的阴谋和行为，使毛泽东再一次遭受了最痛苦的折磨，毛泽东和中央仅仅带领了区区几千人孤军北上，前途未卜，毛泽东当时的悲伤心情可想而知。

　　所幸的是毛泽东领导的不足七千人的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遇上了先期到达的徐海东率领的红二十五军和刘志丹、习仲勋领导的陕北红军的热情欢迎，特别是原为红四方面军，又是张国焘老部下的徐海东，当得知中央红军的困难，听到毛泽东向他借2500大洋时，他毫不犹豫的从唯有的7000大洋里拿出5000大洋送给毛泽东，并表示坚决服从中央的领导。

　　毛泽东刚刚从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的绝境里走出来，来到陕北这个陌生的地方，就遇到徐海东这样对他全力支持和服从的人，让疲惫不堪甚至绝望的中央红军从此有了落脚点和生的希望，可以想象毛泽东绝处逢生的喜悦与感动。

　　1935年9月9日的草地惊变，让毛泽东再次从痛苦和绝境中走出来，走到另一个新的平台，新的阶段，走到全民族抗日救亡的统一战线，开始指挥新的革命和斗争。

　　从9月8日零时，便开始腹部人工辅助呼吸，后来心律失常、心电监护、神志不清。就是在下肢插着输液管，胸部安有心电监护导线，鼻子插着鼻食管的情况下，毛泽东这一天看文件、看书11次、累计两小时五十分，文件和书是有别人托着看的。

　　与书和文件打了一辈子交道的毛泽东，最后一次阅读是9月8日下午4点37分。7个多小时后，刚刚跨入9日的门槛，他的心脏便停止了跳动。

　　一代伟人，一个旷世奇人，在经历了无数次的生死考验后，在1976年9月9日这个特殊的日子走完了他伟大而苦难辉煌的一生。

　　毛泽东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也是波澜壮阔的伟大一生。他一生中无数惊心动魄的日子都与中国革命的命运息息相关。

　　历史往往有很多巧合，而三个巧合的9月9日不但深刻地留在毛泽东个人的履历里，更深深地印在中国革命和历史的篇章里。（文：段丛芳）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