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早期的族群与现代民族存在非常大的差异，但除了关于早期族群的专题性论着，其他文献在涉及早期族群时，总会难以避免套用现代的概念。

　　例如，一般将日耳曼人（Germani）分为东日耳曼人、西日耳曼人和北日耳曼人三大部分，在这之下又有不同的划分，萨克森人和法兰克人都是西日耳曼人中的一支，这样的族群划分与归属显然是现代民族范式的套用，中世纪早期的日耳曼人、萨克森人、法兰克人的具体内涵是什么，需要回到历史中去进行考察。通过对 772 年前萨克森人基本情况的考察，可以明晰这一时期萨克森人身份人认同的状况。

　　关于早期日耳曼族群的文献流传下来的非常稀少，这也使得对古代日耳曼族群的了解十分有限，难以考证日耳曼人的确切起源。可以明确的是，“日耳曼人”这一称呼并不是日耳曼族群的自称，而是古代希腊罗马作家赋予他们的称谓，“我们关于‘日耳曼人’的观念是由罗马人塑造出来的，‘日耳曼’这一概念本身就是罗马人的创造”。

　　大约公元前320年，马赛的皮西亚斯（Pytheas of Marseilles）的海上航行绕过了不列颠，沿着北欧海岸线，穿过了日德兰半岛并进入了波罗的海西部。皮西亚斯将他的所见所闻记录了下来，可惜作品已经佚失，其中关于中北欧族群的描述在其他古代作家的作品中可以找到只言片语，其真实性难以考察。但马尔科姆·托德认为可能是皮西亚斯首先将日耳曼人与凯尔特人（Celts）区分开来。

　　除此之外，公元前2世纪以前，古代地中海世界对中欧和北欧地区生活的族群知之甚少，留存下来的关于这些族群只鳞片甲的记载中也并没有提到日耳曼人。公元前2世纪，波西多尼乌斯（Poseidonius）曾经到访过高卢和意大利北部，在他的作品中，明确区分了日耳曼人和凯尔特人、斯基泰人（Scythians），关于更北的族群，仍然缺乏第一手资料。这些记载不可避免对后来包括凯撒在内的希腊罗马作家产生了影响。

　　波西多尼乌斯之后，罗马和西日耳曼人开始有了接触。公元前58年，凯撒率军进入了莱茵河地区，给后人留下了一部《高卢战记》。《高卢战记》所描绘的日耳曼社会图景是我们能了解的最早的关于日耳曼人相对清晰的记载，但凯撒所了解的也只是他接触到的莱茵河流域的一小部分，对于更北部和东部的族群同样没有涉及。凯撒之后，关于日耳曼人的作品开始增多，不仅是希腊罗马的作家，还包括罗马的军事指挥官留下的战争回忆录和商人们留下的一些记载，后者大多不是公开的作品，只在小范围内流传。

　　《日耳曼尼亚志》对于研究古代日耳曼人有着重要意义，民族主义兴起以后，学术研究对这类古代文本关注也在增多，到19世纪，因为塔西佗在描述的日耳曼人的种族纯洁性、勇敢正直的品质，《日耳曼尼亚志》得到了国家社会主义者的关注。

　　《日耳曼尼亚志》之后一部比较重要的文献是2世纪中叶托勒密的《地理志》，托勒密在书中列出了日耳曼人的一些部落和地点，描述了其所处的地理环境，并明确了所在的经纬度。也是在此书中，第一次出现了“萨克森人”这一名称。限于当时的环境，托勒密的记载中存在名称混乱、地点错乱的问题，但这不影响《地理志》成为研究古代族群的重要的文献。

　　古代晚期很少有关于日耳曼人的文字资料留存下来。罗马人对日耳曼人的了解在加深，日耳曼人各个支系活跃在历史舞台，所以不再像以前一样对日耳曼人整体描述，而是会分别记录。文本中日耳曼人在逐渐减少，而法兰克人、萨克森人、汪达尔人、哥特人等日耳曼人之下的亚族群开始出现并逐渐增多。

　　日耳曼人指称对象的明确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一直到凯撒时期，“日耳曼人”才专门用来指代莱茵河以东多瑙河以北的族群，但还是带有相当大的随意性，后人很难明确将日耳曼人与凯尔特人甚至一些消失在历史中未曾得到命名的族群分割开来。但日耳曼人本身不存在将自身看作一个独立的群体的意识，现存的资料中找不到他们称自己为“日耳曼人”、称自己生活的地方为“日耳曼尼亚”的证据。“纵观日耳曼人的历史，这一族群与其说是一个稳定的结构不如说是一个过程”。

　　同样，萨克森人并不是一个自由的称呼，而是外部赋予的。古代晚期作家经常用“萨克森人”来指代海盗，直到5世纪中叶，萨克森人仍旧以袭击高卢和不列颠的海盗的身份出现在文本记载中。萨克森人最早出现在2世纪托勒密的《地理志》中，托勒密将居住在威悉河和日德兰半岛之间的居民称为萨克森人，到罗马后期，萨克森人普遍用来指代在威悉河下游、易北河流域以及临近海岸的居民。

　　3世纪，萨克森人多与法兰克人一同以海盗的身份出现在古代罗马作家的记载中，他们一直在侵扰高卢北部和不列颠；390年后，法兰克人和萨克森人才被分开记述；到5世纪，萨克森人才开始在高卢和不列颠东部南部定居。

　　出现在历史记录中以前的萨克森人的情况难以考究，而且9世纪以后才出现萨克森人自己的历史记录，9世纪之前的情况只能根据有限的外部叙事展现。萨克森人到达日耳曼尼亚后卷入了法兰克国王希尔德里克一世（Thioteric）和他的女婿图林根的伊明弗雷德（Irminfrid）之间的战争。

　　提奥多里克招募萨克森人加入军队，作为回报可以提供给他们一块土地定居。在萨克森人的帮助下，希尔德里克打败了伊明弗雷德，萨克森人在日耳曼尼亚南部定居下来。他们南部是法兰克人和图林根人，北部是诺曼人，东部是奥布德利特人，西部是弗里西亚人。

　　鲁道夫关于萨克森人起源的记载，显然与我们的认知有所出入。罗伯特·弗莱曼认为是鲁道夫将他所处的现实投射到了历史中，虽然他记载的萨克森人的起源并不准确，但他所列的萨克森人的邻居基本与其所处时代的族群分布一致，这是鲁道夫理想化的萨克森人历史，与其说鲁道夫是从过去重现萨克森人的历史，不如说是在当下重建。

　　虽然难以追溯萨克森人的源头，但可以确定萨克森人最初生活在今石勒苏益格地区，托勒密在《地理志》中清晰地描绘了萨克森人生活地范围：从今天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的西部海岸延伸至瓦尔诺河（Warnow），南部以易北河为界，北边以胡苏姆镇（town of Husum）到石勒苏益格镇（town of Schleswig）一线为界。

　　之后萨克森人经历了一个向南迁移的过程，这个过程大致从3世纪甚至更早开始，向南扩展，主要通过征服临近部落或者同其他部落结盟这两种方式。531年，萨克森人与墨洛温国王提奥多里克结盟打败了图林根人，他们由此得到了图林根人的部分领土。到772年时，萨克森人的生存范围很明确：莱茵河以东，易北河以西以南，还包括易北河以北部分地区，北部最远到易北河入海口，南部可能达鲁尔河再向南延伸一部分。

　　萨克森人居住地的地貌主要是森林、荒原和沼泽地，只有南部靠近哈兹山脉（Harz） 的部分有一片丘陵，这一片地区整体位于北纬50°左右，气候寒冷。萨克森人不建城镇，不设防御的哨所，生活状态较为原始。当有外来入侵时，他们就会躲进森林或者沼泽地，危险解除后，他们又会出来，一如往常。这种生存状态，给查理曼征服萨克森人增加了非常多的困难。

　　《王室法兰克年代记》中出现的萨克森人主要有四大部分，分别是维斯特法伦人（Westfalaos）、安格拉里人（Angrarii）、奥斯特法伦人（Ostfalaos）和诺德留德人（Nordliudis）。维斯特法伦人在西边，位于利珀河（Lippe）和埃姆斯河（Ems）之间，条顿堡森林（Teutoburger Wald）周围，直接与法兰克人接壤；安格拉里人在维斯特法伦人东部，生活在威悉河流域。

　　奥斯特法伦人也称奥斯特劳狄人（Austreleudi）和奥斯特拉斯人（Austrasii），他们在安格拉里人东部，位于阿勒尔河（Aller）、奥克河（Ocker）和易北河之间，他们的北部、隔着易北河生活着斯拉夫人中的奥布德利特人（Abotrites）。

　　也有学者通过分析萨克森战争试图确定萨克森更具体地领土范围：北部达埃姆斯河入海口25公里处，与弗里西亚人相邻，边界线从埃姆斯河向西南偏南方向以不规则的方式扩展至莱茵河流域的博科尔特（Bocholt）周围，从这里向东转向沿着河乌珀河（Wupper）上游的条顿堡山麓，大约40公里后向西南偏南延伸至莱茵河；东南边境越过条顿堡后沿着河埃德河（Eder）右岸延伸至加洛林的要塞弗里茨拉尔（Fritzlar）不超过25公里处。

　　关于萨克森人的四大部分，不同的学者也有着不同的观点，主要的分歧在于诺德留德人是否是萨克森人中除了维斯特法伦人、安格拉里人和奥斯特法伦人以外的第四部分。提姆·路透和古登伯格都认为萨克森人只有三大部分，在他们的论着中直接忽略了诺德留德人。查理·欧曼（Charles Oman）则认为萨克森人有四部分，诺达宾亚人（即诺德留德人）也是其中之一。

　　颜·武德（Ian Wood）表示学者们将萨克森人分为三部分的主要依据是查理曼797年颁布的《萨克森敕令》，以及流传下来的记载萨克森人献上的人质及其监管人的名单中都只提及了维斯特法伦人、安格拉里人和奥斯特法伦人，但也不应该忽视《王室法兰克年代记》中提及的诺德留德人。

　　《萨克森敕令》颁布于797年，但诺德留德人在797年之后还曾发动“叛乱”并未完全降服，而《萨克森敕令》适用的对象是加洛林的萨克森臣民（Saxones fideles），所以《萨克森敕令》不提及诺德留德让人也就可以理解了。

　　总之，颜·武德基本支持萨克森人存在四大部分这一观点。而8世纪萨克森人查理曼的军事征服的共同抵抗，可能是这一统一趋势最初的催化剂。但目前缺乏足够的证据支撑，该观点有待进一步寻找材料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