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新西兰、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军事史研究中，存在着一个令人吃惊的悖论。

　　一方面，这些国家在战争中的军事努力，包括战斗、战役、战略决策以及高级指挥官的表现，构成了人类历史上最为广泛和深入研究的主题之一。另一方面，这些国家在征兵过程中所涉及的许多细节，尤其是那些对战场形势产生深远影响的特征，往往未能获得足够的学术关注，征兵史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其实，这种现象的背后，反映了战争时期人民的困苦处境——民众几乎完全处于困顿与动荡之中，除了国家政府的管理，很少有人会关注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战时生活细节。在那个年代，公民们只关心服从政府安排，全心全意地为国家的战争事业服务。

　　英国的征兵制度，在二战期间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相比有着显着的变化。从1939年到1945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英国实行了强制征兵制，男性被强制征入武装部队，而后征兵扩展到生产和军事活动，包括妇女与年长男性。这种制度迅速发展成为影响整个战时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几乎无处不在。然而，这四个国家的征兵史研究较为零散，缺乏深度，很多时候都只是大致讨论了其行为的宏观分析。即便征兵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学者们的讨论也多停留在政治、制度层面的分析，或聚焦于征兵对特定社会群体的影响。

　　近年来，部分学者开始改变这一局面，采用更广泛且深入的研究方法，注重将征兵作为研究的核心议题，并结合社会与文化历史的研究方法，探讨普通民众如何在各种强制措施下经历和应对战争压力。尽管如此，这些研究仍主要集中在各自国家的背景下，跨国比较的研究则显得格外稀缺。这一现象也可以归因于当时的学者们在战争的压力下，普遍关注自己国家的征兵制度，难以顾及他国的情况。

　　英国的征兵制堪称最早实施且最为全面的。1939年5月颁布的《和平时期军事训练法》要求20至22岁的男性接受为期六个月的训练，并随后被列入陆军预备役。战争爆发时，英国通过了《国民服役（武装部队）法》，该法规定18至41岁的男性可在整个战争期间服役，虽然这一规定最初并未完全实施。随着战时需求的变化，英国对立法进行了补充，扩大了服兵役的年龄范围，覆盖了17至51岁的男性，并首次包括了20至30岁女性的征兵，女性被要求加入各种辅助服务部队。1941年起，16至60岁的男女也可被强制要求从事对国家具有重要意义的民间职业。

　　尽管征兵对于英国战时努力至关重要，迄今为止，关于征兵的专门研究几乎只有一本，布罗德的研究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例子。布罗德通过将政治和制度层面的讨论与对其社会群体影响的分析结合，形成了一种广泛且深入的研究方法。她的工作深入探讨了相关立法和实施细节，包括征募妇女和良心拒服兵役者的处理，以及男子劳动指导和新兵体检的其他方面。正是这种综合性的方法，才使得布罗德的书成为一项卓越的研究成果。

　　与此相比，关于征兵的简短讨论常常只是其他研究领域的附带部分，且鲜有涉及深入的社会历史分析。学者们在分析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国防御政策变化时，探讨了1939年5月时英国政府为什么决定首次大规模征召公民，推翻了早期对男子不强迫服役的承诺。研究表明，这一决定背后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公众和议会压力要求英国政府对德国的侵略采取更强硬的立场，二是法国政府迫使英国作出公开承诺，派遣远征军与他们并肩作战。

　　同样，一些学者对征兵制度进行了新的阐述，尤其是通过分析征兵在劳动力分配辩论中的角色，这一领域的研究常借助大量来自劳工与国民服务部的档案资料，构成了官方历史研究的基础。虽然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关注了征兵的影响，但大多集中在社会中某些特定群体的反应上。例如，一些研究聚焦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动员进入传统男性行业的女性，尤其是在重工业和农业领域。然而，这些领域的女性就业依然较为有限，大部分女性被召集至文书和纺织等较为传统的岗位上。

　　同样的研究路径也可以在新西兰找到，尽管新西兰在二战期间的征兵制度并不像英国那样广泛。1940年7月22日，新西兰政府取消了自愿征兵制度，转而采用定期投票的方式来决定是否征召男性（海军和空军则依然为自愿制）。这一改变不仅涉及到21至40岁的男性，也扩展到19至46岁的人群。1942年底，所有最初被豁免的男子和已婚男子都被召回投票，以保证征兵范围的扩大。

　　此后，由于日本在太平洋地区的威胁日益加剧，加上国内劳动力的短缺，1942年新西兰的征兵制度进一步扩展，开始包括民防职责和劳动指导。最终，所有18至60岁的男性和18至40岁不照顾幼儿的女性均被纳入征兵范围。尽管如此，新西兰的征兵研究相对零散，最接近的研究是泰勒对新西兰国内战线的两卷描述，这些作品细致地分析了征兵背后的社会与政治因素，尤其是征兵对不同社会群体的影响。

　　与此相似，澳大利亚的征兵历史也有着特殊性。二战爆发时，澳大利亚的征兵制度受到了多方面的社会和政治考量，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反对声音使得征兵议题更为敏感。由于社会对强制征兵的强烈反应，澳大利亚政府在二战初期采取了谨慎态度，但随着战争进程的推进，逐步对民兵和其他部队实行了更为严格的征召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