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经济复苏径正好相反。在量化宽松政策以及金融市场牛市等影响下,美国居民的资产负债表得到快速修复,终端需求明显好转。在初期居民资产负债表快速修复、居民消费需求明显向好后,企业销售、利润好转,企业资产负债表修复也进展顺利,制造业生产扩大,产能利用率回升。从今年开始,企业投资开始回升,整个社会的总供给与总需求互动机制呈现良性互促的状况。从全产业链的角度看,由于美国消费率先回暖,下游企业生产状况明显好转,继而带动对中游乃至上游企业的需求,最终带动全产业链资产负债表修复。
当前在判断经济走势和复苏稳健性时,周期理论占据显要。其实,不用刻意纠结区分和套用周期理论,因为一切经济循环都在总供给与总需求框架下的阶段性特征。如果由库存变动带动的经济短周期能实现企业利润持续稳健向好,则投资就具有回弹基础。一旦总供给与总需求良性互动机制进入加速互促阶段,则由投资回升带动的中周期出现的可能性就近在眼前。在短周期和中周期的运行过程中,创新的脚步时停时歇,在经济彻底复苏进入新的中周期后,重大科技突破就可继续推动经济进入技术长周期。观察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互动机制更为重要,而不是刻板套用周期理论。对我国当前的经济形势,必须要清楚认识到的是,没有产能彻底出清,就不会存在稳健的新周期,本次复苏只是一组大波峰大波谷中并不显著的小浪头。
国际金融危机之后,2010年至2013年世界经济增长并不景气,2014年全球P实际增速略有回升后,又经历了波动起伏。这种复苏的脆弱性主要是因为从危机中率先恢复的依然是金融部门,资产负债表的修复主要建立在金融市场、金融产品价值的修复上,继而再带来实体经济的修复。因此,只要金融市场、金融部门发生较大波动,实体经济由于缺乏的复苏基础而会随之波动起伏。虽然2017年全球复苏态势更为明确,但全球经济在低增长区间的徘徊势头仍未彻底消除。在短期内(未来一到两年),世界经济增长态势将延续这种复苏态势,但全球经济总供给过剩、总需求疲软的主要矛盾没有得到根本缓解,制约实体经济发展的人口结构度过拐点、科技创新增速放缓、资本过剩等等中长期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全球经济中长期增长仍有较大可能处于“大平庸”阶段。
当前,国企混改已经取得了初步进展,以联通混改为代表的混改思具有较大的参考意义和示范作用。但是,制约国有企业效率提升的根本障碍并未完全,国企全要素生产率偏低的现状没有得到较大改善,从而无法从提高投资效率和资产产出率的方面真正实现降低杠杆率。同时,教育、卫生、医疗、养老等社会事业领域内国企仍占据较大份额,民间资本的参与性仍然较低,行业多样性发展和效率提升仍有很长的要走。所以,还需继续加大国企的深度和广度。
目前,我国民间投资增速仍然处于低位调整区间,还未显露出稳定、持续的向好趋势。究其原因,一是企业税费、能源原材料、房租、物流费等成本依然较高;二是金融去杠杆过程中流动性阶段性趋紧导致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出现波动;三是产权、法制建设等制度方面仍有待完善,再加上部分具有较大投资空间的行业领域仍未对民间资本,这些因素综合导致民间投资信心和活力不足。
由于经济下行压力仍然存在,地方保增长、控风险的任务依然艰巨。在调整土地出让收入依赖症的同时,地方的财政融资渠道明显收窄。从去年开始,PPP、特色产业小镇、特色产业基金等新发展模式为地方融资提供了新平台,形成了实质性的债务创新,地方债务或以更加隐蔽的方式继续积累。这集中反映出在不断加强对违法违规融资等行为监管的同时,地方缺乏稳定、合规的融资渠道来满足财政支出需要的现实困难。
近年来,房地产市场迎来了限购限贷、严控首付贷等全面收紧政策,房地产价格在经历暴涨之后开始明显降温。房地产市场变化将对宏观经济运行产生一定影响。
随着美联储开始“缩表”、欧央行准备缩减QE规模,全球货币政策已经开始进入新一轮收缩期,全球资本流动将受到一定影响,我国仍将面临资本外流和本币汇率波动压力。尽管包括美联储在内的央行政策已被市场充分预期,利率波动溢价也反映在金融市场价格波动中,但外部货币政策调整通过汇率通道对国内金融市场的长端利率等影响依然不容小觑。更重要的是,如何处理推进人民币汇改、保持货币政策性以及保持宏观审慎监管三个目标之间的关系,仍将是对央行的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