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根国情的中国经济发展新体系
党的以来，以习同志为核心的围绕理政提出并形成了一系列新、新思想和新战略。具体到经济领域，这些新、新思想和新战略主要包括经济发展新常态、新发展和供给侧结构性。其中，经济发展新常态确定了发展语境，新发展提供了指导原则，供给侧结构性指明了的方向和突破口，从而形成了一个紧密衔接、一脉相承的逻辑体系。
形势判断是提出理政新、新思想，制定新战略的基本出发点。在综合分析世界经济长周期和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及其相互作用的基础上，2014年以来，习总多次表述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战略判断，阐明了新常态的基本特征，包括增长速度从高速向中高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向质量效率型转变，经济结构从增量扩能为主向调整存量与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转变，发展动能从传统增长点向新增长点转变。这一战略判断，从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高度，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趋势性变化和演进方向，是对发展规律认识的历史新高度。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的新常态，既不是一种中短周期波动表现，也不是任何已知的经济长周期现象，而是中国经济发展长期过程的一个新阶段，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途中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习总指出：“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因此，新常态就成为新时期我国经济建设领域创新经济理论，提出新的发展、战略和政策的基本出发点。
新发展体现了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的统一，是以来我们党理政的新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体现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从全局性、根本性、方向性和长远性着眼，确立了“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新：创新、协调、绿色、和共享，其中创新了如何解决发展动力问题，着眼于培养新常态下经济增长新动力；协调了如何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着眼于发展的健康性；绿色了如何解决人与自然和谐问题，着眼于发展的永续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了如何解决内外联动问题，着眼于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内外发展联动；共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和发展目的，着眼于解决社会公平问题。这五大发展，对发展的目的、方式、径、着力点、衡量和共享等方面的问题作出了全面回应，体现了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的统一，是对过去经验的总结，也包括对教训的反思，还有对国际经验的借鉴，是未来五年，乃至更长一段时间内指导中国实践的发展，可以视为关系到中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五大发展是以来我们党理政的新、新思想和新战略的集中体现。
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这是依据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这一大逻辑而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的长期目标是践行五大发展，从体制机制层面消除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因素，近期任务则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以及降成本、补短板，都是根据中国所处的特殊时代背景提出的。
在实践层面，供给侧结构性是适应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要求的，是中国转变发展方式、克服经济失衡的关键，是宏观调控方式深刻的，是制度创新的重要动力。在理论层面，其经济理论基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方基础是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相统一，准确了中国经济当前问题的原因、面临的挑战和解决问题的根本径。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命题，而是一场系统的关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经济学，既包含丰富深刻的政策内容，也具有长期的战略意义。
以上这些新、新思想和新战略，不仅着眼于中国当前形势，而且基于大国兴衰更替的历史长周期和世界局势复杂变化的国际视野，是引领未来中国经济发展与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支撑。正是得益于建立在这些新、新思想和新战略基础上的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经济政策框架，我们才能在全球经济形势异常严峻复杂的背景下，实现中国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的目标。
这些新、新思想和新战略，既不可能来自经济学的教科书，也不可能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照抄照搬，而只能从中国的实践中来，只能在扎根于中国国情土壤的基础上产生。就这个意义讲，它们属于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构建奠定了基础。
中国经济发展新主线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作为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经济发展和经济工作的主线。这实际上就告诉我们，经济发展和经济工作主要的聚焦点已经不再是需求侧，而是供给侧。所以宏观经济政策虽然不免于需求侧管理的办法，不能说完全告别需求侧，也不免于仍然要扩大需求，但是需求侧管理和扩大需求已不再是或不应再是宏观经济政策的主战场。量化宽松和大水漫灌式的强刺激不再是主要选项，取而代之的是围绕提高供给质量这一主攻方向，以供给侧结构性为主线的同时，适度扩大社会需求。
供给侧结构性矛盾的原因是要素配置扭曲，是体制机制障碍，根本途径是深化。因此，我们在以供给侧结构性作为宏观经济政策主基调的同时，要将基本的途径放在以的办法来突破体制机制障碍上，放在以推进各种基础性的为供给侧结构性创造条件上。(高楼 摘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