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一些技术手段也需要一定的准备时间”。他说，财产公开的前提是建立财产核查平台，比如国土资源部正在进行的不动产登记，“公开只是形式，目的是预防。只有具备了过硬的技术手段，才有能力发现虚假公开的干部”。
2 此前地方试点为何止于处级科级？
阿勒泰全国“首晒”财产的55名领导干部，均为正科级和县处级，其他试点地区公开财产的干部也多止于处级科级，例如温州洞头县，江苏的淮安和灌云，当地的厅局级干部一直没加入财产公开“阵营”。
“国家领导人多次强调，反腐要老虎苍蝇一起抓”。许耀桐表示，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三个平等”：规则平等、机会平等、平等，而“新提任领导干部财产公开”应该遵循“规则平等”原则，“不管哪一个级别，都应公开，从目前的科处级，逐步上升到厅局级、省部级”。
许耀桐强调，只有“规则平等”，公开财产的级别不仅仅局限于科处级，才有利于“新提任领导干部财产公开”真正制，“不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3 此前地方试点为何“昙花一现”？
目前很多试点地区的“财产公开”，如浏阳、温州洞头等，大多只进行了一次，再无下文。有报道，阿勒泰原纪委吴伟平曾坦言，压力太大了。当地官员曾抱怨，“凭什么只有我们这里申报？”
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程文浩表示，前期地方层面对官员财产公开的尝试，由于各地制度要求不一致，加之推行普遍遇到阻力，容易无果而终。但三中全会的决定显然是要将之前的地方试点上升为全国试点，其意义十分深远。
程文浩，全国试点顺利推进，减少阻力，可以“从小到大”、“小步快跑”，“比如公开的范围，不一定一开始就全部在互联网上向全社会公开，而首先在官员影响的地域范围之内公开”。
4 官员公开财产有违隐私权？
据《南方日报》报道，广东省代表叶鹏智曾提出，“要官员公开财产有法律依据吗？全国有公布财产公开的法律吗？官员也是人，也有隐私。”
叶鹏智并不是提出“公开财产有违隐私权”的第一人，不少领导干部也有相同看法。灌云县不少参与公示的干部接受采访时也曾表示，“能够接受，但对个人隐私有担忧”。
程文浩表示，关于官员财产公开的争议持续了很长时间，但三中全会《决定》已经对争议画上了句号，明确新提任领导干部应该公开财产，“官员不是普通，而是特殊，因为他们掌握了公公共资源，所以其隐私必然受到，其行为必然要受到社会监督”。
5 如何核查财产公开真实性？
据新京报记者统计，试点公开的财产内容主要集中在家庭收入、住房情况、私家车等方面，基本未涉及“礼金”等灰色收入事项。但官员们公开的财产状况，显示其物质生活水平并不高。
例如灌云县公开财产的33名干部，个人家庭年收入从5万元到13.2万元不等，7人负债，有房贷或车贷；8人拥有两套房产，24人拥有1套房产，1人无房产；有私家车的只有10人。
官员公示的财产状况是否真实？各试点地区的纪委等部门都表示将核查，但核查结果并未对外公布。“必须公开内容的真实性”。程文浩说，下一步的新提任干部财产公开，亟待三个配套机制：信息核查机制、法律追责机制、监督机制。
有关部门将加快制定“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抽查核实办法”，同时不动产登记等措施均已在推进之中，这些都为信息核查奠定了基础。
程文浩认为，信息核查机制主要解决公示财产的问题，还需配套以法律追责机制和监督机制，“通过法律法规等形式，制定对虚假申报、虚假公示的具体措施，比如免职、降职等；还要通过官员财产的社会公示，努力发挥监督的力量，百姓往往能观察到当地官员的实际‘家底’，从而发现潜在的行为”。（编辑 徐立）